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方法与手段，而传统村落由于具有独特的景观和人文历史蕴涵成为越来越稀缺的旅游资源。习强调：“发展乡村旅游不要搞大拆大建，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要在有效开发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同时保护其中的传统价值要素，找准传统村落旅游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方法与路径。
传统村落旅游不同于一般的乡村旅游。发展传统村落旅游，第一步是要理解传统村落的基本特点与内涵，在此基础上实现传统村落的独特文化价值，从管理的角度看待中国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实践与政策，形成对传统村落与乡村旅游关系的认知。
传统村落指传统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民风民俗留存较为完整，具有历史、文化、艺术、旅游、社会、经济等多种潜在价值且至今仍有居民聚居的村落。因此，传统村落不仅是乡村居民的传统聚居空间，也是我国农耕文明的活化遗产，更是一种具有脆弱性的旅游资源。在此背景下，传统村落旅游这一概念就不能只停留在乡村发展旅游产业上，还需要包括旅游开发对传统村落中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传统村落在漫长历史中自然演化形成，凝聚了诸多独特价值。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全部生活与文化，除了各具特色的传统村落建筑传递着无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之美，一些传统村落居民至今仍沿袭的节庆礼仪、生产方式和公共制度中也蕴藏着中华民族血脉赓续不断的智慧。随着城市与现代乡村快速模式化发展，多样的传统村落慢慢的变成为稀缺的旅游资源。在传统村落开发旅游产业，能够激活传统村落的经济潜力，实现传统村落资源向资产的转化，创造旅游相关的就业岗位，促进本地居民增收致富，并反馈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以及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调适与再造。传统村落一般也是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所在地，传统村落居民的生产方式保护了区域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使许多传统种质资源得以留存，其中的基因和遗传资源在基因与育种技术快速的提升的今天对我国粮食安全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我国积极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工作。2003年开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开始分批次公布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名镇名村名录。基层实践中同时使用古村落与传统村落概念。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同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出台《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和《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开始分批公布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真正开始全国范围的传统村落调查、认定和保护工作。至2023年，我国累计公布七批共799个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名镇名村和六批共8155个中国传统村落。
整体而言，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状态，其旅游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具体而言，中国传统村落大多分布在我国东南和西南地区，全国近70%的传统村落分布在贵州、云南、湖南、浙江、山西、福建、安徽、江西、四川9省域，大部分传统村落受限于当地低水平的人口密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适用于这些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模式亟待探索与创新。为此，应从核心载体、核心资源和核心价值三个维度出发，梳理中国传统村落旅游的特色发展模式与典型案例，以期为大多数尚未实现充分发展的传统村落提供经验参考。
其一，基于不同运营载体形成的旅游发展模式。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的核心载体指的是在传统村落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行动主体，最重要的包含政府、企业、社区和高校四类。一是以政府为运营载体的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显著特点为政府主导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在保护方面由政府的文物事业管理相关单位负责，将传统村落打造为兼具公益和市场属性的博物馆景点，同时成立国有旅游研发企业，对相关传统村落旅游资源进行盘活和运营。在此过程中，政府能够在传统村落集中保护与旅游开发政策目标引导、资源投入、品牌宣传和示范创建等方面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可能在市场创新、持续盈利、成本控制、社区参与和专业保护方面存在短板。二是以企业等商业机构为运营载体的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由本地或外来的文旅企业负责传统村落旅游资源保护开发和资本投入。其优点是文旅企业可以通过丰富的市场运营和品牌打造经验为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赋能，丰富传统村落旅游产业业态，延长相关产业链，增强当地文旅产业的盈利能力。但这一模式也可能面临企业主体缺少监督无序发展，现代化与商业化要素冲淡传统村落特色，商业与经济价值导向超过了传统村落保护的人文与公共价值，导致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不可持续的挑战。此外，此类模式也可能会引起本地社区参与不足与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三是以社区为运营载体的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主要指传统村落的乡村合作经济组织主导开展本村闲置传统建筑、集体用地以及其他有形和无形资源的开发和运营，具体而言，村集体能够最终靠成立旅游合作社以及村级国有公司的方式组织本村居民开发传统村落旅游资源。这一模式的优点是能够真正打通本地居民参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路径，使传统村落保持活化状态，走向可持续保护与发展。但是这类模式属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高级模式，一般传统村落在发展初期离不开政府、企业等主体的支持。四是以高校等文化机构为运营载体的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一些高校的研究机构、学者团队和社会服务组织通过组织调查研究、社会试验和建立社会服务工作站等方式推动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例如，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的一些传统村落与高校协同开展乡村全面振兴社会试验，由高校师生带领传统村落本地居民开展村庄规划，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并在传统民居间打造网红花巷、老宅参观、农耕研学和特色餐饮等业态，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70万元目标。此类模式的优点是高校能够较好发挥辅助作用，协调政府、市场和社区多方力量参与，实现传统村落的保护性发展目标。但这一模式依然面临高校主体退出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后劲不足的挑战。整体而言，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中的核心载体并非一成不变，在实践中不应偏重某一载体，而应树立多方协同理念，使各主体在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过程中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
其二，基于不同核心资源形成的旅游发展模式。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还要实现对本地核心资源的有效保护、开发和利用，最重要的包含传统村落的特色景观、农畜品种、生产方式和文化生活等四方面核心资源。一是传统村落特色景观观赏旅游。一方面，传统村落与其长期依存的自然环境相映成趣，共同成为独具特色的旅游吸引物。例如，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漩涡镇茨沟村处于凤堰古梯田的核心区域，村落、梯田和山川共同构成具有观赏价值和环保意义的生态景观。当地以茨沟村和古梯田为核心发展旅游产业，打造生态博物馆，完善乡村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以油菜花海观赏、梯田农事体验等活动为主的自驾游线路，吸引许多国内外游客观赏古梯田景色。另一方面，历史人工景观也是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核心资源。例如，贯穿6个省（市）的京杭大运河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历史上的重要人工景观，其两岸沿线分布了如北京通州漷县镇榆林庄、天津杨柳青镇白滩寺村以及江苏扬州邵伯古镇等传统村落，通过挖掘与京杭大运河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实现传统村落活态保护与旅游深层次地融合发展。二是传统村落农产品品鉴旅游。由于农耕文明的生态环境适应性与历史延续性，中国传统村落保存了我国诸多动植物的本土特色品种，这些农产品种不仅仅具备旅游观赏性，其转化为食品产品后也可成为旅游产业的重要环节，甚至发展为当地的全新业态。三是传统村落生产方式研学旅游。围绕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本土农畜品种，传统村落的居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产方式，其对于现代分工社会的城市居民同样具有旅游观赏价值。一种原因是基于宏观农业生产方式发展传统村落旅游。例如，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占里村依托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稻鱼鸭复合系统和独特的人口文化发展传统村落旅游，以“旅游+”推动农耕文化体验等旅游新业态发展。另一方面是基于微观农业手工技艺发展传统村落旅游。一些地方通过充分开发传统村落居民在食品加工、编筐织篓、纺织刺绣等方面的传统手工技艺，将其转化为具有观赏性和体验性的文旅产品，提升了传统村落的旅游价值。四是传统村落文化生活体验旅游。一方面，一些地方将传统村落居民的物质生活元素转化为具有观赏性的旅游元素，对传统村落居民的建筑、服饰、工具等物质生活元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展示，形成传统村落民居建筑地图和老物件记忆博物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将传统村落居民的精神生活元素转化为具有观赏性的旅游元素，对传统村落居民的民间文学、文艺表演、节日庆典、礼节仪式等进行系统梳理和产品化呈现。例如，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方召镇反排村通过对反排苗寨传统木鼓舞进行系统性保护和旅游开发，将反排村木鼓舞表演观赏体验与台盘村的村BA观赛活动共同嵌入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逐步提升了传统村落精神生活元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水平。
其三，基于不同目标价值形成的旅游发展模式。一是聚焦公共品牌目标价值实现的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此类模式一般由政府主体主导，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过程中更看重争取国际和国家层面对传统村落旅游的认证与授牌，重视传统村落旅游的示范品牌创建和政策资源与项目资金争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倾向于将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环境改善等领域，并在此过程中总结提炼开发具有示范推广性质的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公共管理制度。例如，广西左江花山岩画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后，遗产区的珠连村、濑江村等壮族村落的旅游开发，需要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项目制度框架下实施，并总结出更具嵌入性的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管理制度。二是聚焦经济目标价值实现的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此类模式一般由企业主体主导，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过程中更加重视对村庄旅游业态、消费产品以及运营机制的打造，相关的模式更具有现代化的成本利润思维和市场竞争力。例如，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爨底下村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注重引入社会资本，以现代企业制度成立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北京市居民节假日旅游需求开发旅游新产品新业态，通过多渠道营销，逐步扩大市场地位。三是聚焦科学目标价值实现的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此类模式一般由高校、公益组织和社区居民共同主导，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过程中重视通过科学手段对传统村落的传统资源进行摸底式梳理，为破解传统村落旅游发展面临的科学技术或公共政策难题提供基础支持。例如，在河北省涉县井店镇王金庄村，社会公益资金支持高校科研团队与本地农民梯田保护组织开展合作，全方面开展传统村落资源调查，走遍全村2万余传统梯田地块，统计出全村传统梯田的总面积、传统灌溉设施数量以及本土经济树种，为本地居民和游客了解传统村落旱作梯田系统保护的价值和意义奠定基础。四是聚焦人文目标价值实现的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此类模式一般由社区公共组织、本地居民和乡村建设专业技术人员共同主导，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过程中重视对村落居民的人文关怀，注重对村庄的历史和共同记忆进行收集整理。
整体而言，发展传统村落旅游第一步是要政府、企业、社区和高校等核心载体协同发力，在不同阶段发挥自身在政策支持、市场运营、群众参与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构建多方主体参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格局。其次，应在发展传统村落旅游时注重对村落特色景观、农畜产品、生产方式和生活文化等传统资源进行深度梳理，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盘活和运营，尽量向游客呈现活化的传统村落。最后，在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过程中需要平衡好公共目标、经济目标、科学目标和人文目标导向，让传统村落旅游成为汇聚乡村治理智慧、经济财富、科学知识以及历史背景和文化的重要平台。
首先，传统村落旅游运营发展中面临不同目标价值之间的冲突。一是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府、市场、社区等多方主体均在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但各方主体遵循的行动逻辑和核心价值有所差异。核心价值和工作方式的冲突可能会引起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进程缓慢。二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意味着其需要面对诸多现代化要素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村落可能逐渐失去其传统特点。例如，一些地方的传统建筑及其街道本身有古朴特色，但经过旅游项目包装后，参考另外的地方的旅游发展模式挂上了统一的红灯笼或倒挂的花纸伞，一方面降低了传统村落本身的特色导致旅游服务产品雷同，另一方面灯笼或纸伞在传统村落本地居民眼中可能具有其他符号含义，容易对本地居民造成文化上的不适感和冲突感。三是本土与外来之间的矛盾。一些传统村落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初期主要是依靠外来企业的投资和力量，这也可能会引起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外来发展主体和本地居民之间产生冲突。例如，一些外来企业在运营传统村落旅游项目时，出于对效率和成本的考虑，在施工、清洁等劳动力密集环节不愿意雇佣传统村落的劳动力，不仅难以提高本地居民的生计能力，甚至还形成了旅游产业对本地居民的排斥效应，可能加剧本土居民和外来经营企业的冲突。
其次，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后劲潜力不足。一方面，从发展外部条件看，传统村落旅游市场空间压缩，市场扩张能力不够。当前，我国已经涌现出许多传统村落旅游的典型案例和发展样板，这些传统村落的旅游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每年都在增加。但一些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传统村落由于缺少资金、宣传和创新，在旅游市场占有率、获客率和品牌知名度方面难以实现突破。尽管政府持续关注并投入保护和开发资金，其也难以吸引新的经营主体投资盘活现有资源，同时也较难对接到高校等社会帮扶主体，更难以在社区层面凝聚本地居民力量，其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另一方面，从内部发展条件看，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主体流失，缺乏发展内生动力。大部分传统村落能够保存诸多传统资源，主要是由于其区位相对偏远，本地居民生存空间处于相对隔离状态。随着城乡交通和信息通信水平的提高，传统村落中的居民逐渐向城镇流动，留在村落中的居民多为老龄人口。尽管这些老年居民熟知村落历史和资源，但其年龄较高，已难以参与具体的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和运营工作。
再次，传统村落旅游分配机制有待完善。一是传统村落旅游的初次分配机制单一。一些地方的传统村落旅游产业业态仍处于较为单一的状态，难以建立多样化的联农带农机制。如，一些传统村落发展旅游时仅能做到维持村庄博物馆或记忆馆的开放和运营，旅游的收入来源局限于门票收入，其带动本地居民增收致富的可能性较低，也不具备吸纳更多本地居民就业的能力。二是传统村落旅游的再分配机制有待优化。当前，以行政村为目标、以项目制为手段以及以向示范亮点集中投入的思维主导着一些传统村落旅游资金资源的分配，这种分配的方法虽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推动了部分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但也可能引发分配不均导致的矛盾问题。三是传统村落旅游的三次分配机制有待探索。一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传统村落已经积累了较多集体资产和资金，但其通过发展传统村落旅游实现村集体经济增长壮大后，未能够建立更多村级的三次分配机制。其在集体经济收入反哺本地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改善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治理水平，组织本地居民成立村级互助组织等村级公益性第三次分配机制上仍存在一定短板。
最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管理上的水准有待提升。一是传统村落旅游整体规划水平不高。大多数表现在传统村落旅游亮点仍然较为分散，难以形成合力。例如，一些传统村落还未开发出成熟的旅游线路，或是旅游路线缺乏逻辑性，导致外来游客游玩体验较差。此外，一些地方的传统村落与周边地区的旅游资源缺乏联动。二是传统村落旅游应急管理上的水准较低。由于传统村落一般仍保留着原始的建筑风貌，大部分建筑分布密集且属于木质结构，其在面临大风、地震、火灾、洪涝等风险冲击时受损的程度更高。这些传统村落的独特情况也对参与传统村落旅游的多方主体在提升应急管理和风险应对方面标准化管理上的水准上提出挑战。三是传统村落旅游服务产品创新水平较低。一些地方在发展传统村落旅游时过于依赖外部企业，简单地将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任务发包给代理方，未能打通社区居民、高校智库和公益组织参与传统村落旅游服务产品设计和创新的渠道，导致传统村落旅游服务产品千篇一律，传统村落旅游产业脱离本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活力。
第一，加强完善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政策支持体系，引导传统村落旅游嵌入乡村全面振兴框架之中。一方面，将传统村落旅游与以县城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联系在一起，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政府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拓展传统村落比较集中的县城的旅游发展资产金额来源。另一方面，加强县城与周边传统村落的交通、信息、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引导县城居民到传统村落就业创业，并通过向县城居民发放旅游消费券、提供旅游折扣等方式，刺激县城居民到本县周边的传统村落游玩，增加传统村落的县城旅游获客能力，使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传统村落也能够受到距离较近的县城旅游辐射带动。
第二，提升传统村落旅游经营管理专业水平。一方面发挥市场作用，通过引进和培育并举的方式为传统村落配置具有专业运营能力且熟悉本土文化的文旅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创新传统村落旅游业态、产品和服务，不断延长传统村落旅游产业链。另一方面，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督评估，从规划、交通、消防、食品卫生等多个领域入手督促传统村落旅游产业经营主体建立更完善的经营管理制度，加强传统村落旅游经营主体的应急管理培训，既做好传统资源的保护和充分的利用，也保障游客的安全健康，实现传统村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拓展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动力来源。可邀请关注传统村落旅游的公益组织、高校科研团队、研学机构等，在传统村落分布集中的县城建立工作站，赋予这些组织以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第三方协调人角色，鼓励其通过一定的调查研究和试验示范的方式探索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不同路径，在此过程中收集政府、企业和社区等发展主体的需求和意见，不断调和保护与发展、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等多种价值冲突，最终形成适合本地的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价值协调机制和模式。
第四，完善传统村落旅游的利益分配机制，加大当地村民的发展收益回报。将传统村落旅游与完善乡村全面振兴三次分配机制、壮大乡村集体经济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等目标紧密联系。从优化政策投入和利益分配机制入手，通过调整政策资源投入方式，实施传统村落旅游差异化示范发展政策，有明确的目的性地为不一样传统村落提供多样化的旅游发展政策支持。建立基于传统村落集体经济的利益分配机制，确保项目投入带来的收益通过村级的以工代赈、红利分配、公共服务以及公益活动等三次分配的方法惠及更多村民，提高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和满意度。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泽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①孙九霞：《传统村落：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旅游学刊》，2017年第1期。
②孙庆忠：《社会记忆与村落的价值》，《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③卢嘉浩、安永刚、张立生：《基于GIS的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与旅游发展要素关联性研究》，《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④李卓：《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研究陕西省袁家村的经验》，《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⑤张洪昌、舒伯阳：《制度嵌入：民族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的演进逻辑》，《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